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當代中國哲學領域的“自覺”與“自信”，是指中國哲學研究者們對自己從事的“中國哲學”研究工作形成了使命意義上的自覺意識，其研究目的是要形成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在哲學史文本的解讀中形成當代“中國哲學”的新理論、新方法、新范式。按照此前流行的話語就是不僅要“照著講”，而且要“接著講”（馮友蘭先生語），在此基礎上，以一種理論自信、方法自信、話語自信的姿態參與到“世界性的百家爭鳴”（馮契先生語）中去。近年來，學術界出現了一批努力建構當代“中國哲學”的著作，有些以形而上學、本體論、道德哲學的形式出現，有些則在對哲學史的詮釋中力圖實現“中國哲學”理論、方法、范式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南京大學李承貴教授的這本《哲學的解釋與解釋的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就是意圖在哲學史詮釋的基礎上展現理論和方法的創新與轉化，以此展現當代“中國哲學”的自覺與自信。
眾所周知，黑格爾認為“哲學史是哲學的總結，哲學是哲學史的展開”，哲學與哲學史一直在這種辯證互動中迭次展開，新時代的“哲學”思想在解釋哲學史上的經典命題中不斷涌現，而這些解釋成果又成為哲學史的新內容，不斷拓展著哲學史的外延。李承貴教授的新著（以下簡稱“李著”），以解釋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哲學史上的人物、概念、范疇、命題以及對哲學史方法、研究現狀的歸納、概括為呈現形式，依托哲學史展開了其哲學的思考，正是深刻體現了黑格爾的這一判斷，將其對于哲學問題的思考和探索融入哲學史的研究中，而其哲學思考又激活了哲學史上的哲學問題。
從內容上看，李著輯錄了多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章節內容由多年來的專題論文構成，體例不盡一致，但論題豐富而深入，呈現了“既現實又浪漫的哲學景觀”（李著）。在這本書里，就中國哲學史而言，時間跨度上起中國哲學生發期，下至21世紀的中國哲學；思想流派囊括儒釋道以及現代西學影響下的當代中國哲學，既有對某個具體人物和命題的討論，也多見對中國哲學特點的概括性認知。就哲學而言，其思考涵括了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特別是在方法論以及詮釋理論上著墨甚多。比如，李著在方法論上專門提出中國哲學對科學方法的“設限”問題，指出中國哲學存在著“非物質化設限”“非數量化設限”“非心理化設限”“非定義化設限”“非知識化設限”，這從表面上看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特點的概括，但實際上也是對20世紀盛行的“分析哲學”方法的一種反省。更為重要的是，李著對這“五個設限”的分析，凸顯了人類思想既具有科學分析的特點，也具有直覺體悟的特點，這二者對于人類文明具有同等的意義和作用。從這一點上來看，“五個設限”具有非常重要的哲學方法論意義，對于中國傳統哲學具有創造性的解釋功能，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種方法論自覺。同樣，書中提到解釋中國哲學的“返鄉原則”“開放原則”“相契原則”，既具有創新意義，也是當代“中國哲學”方法論自覺的體現。
從背景上看，李著中所體現的問題還是近代以來中國哲學所面對的“古今中西”之爭，在“古今中西”的視域融合意義上對中國傳統哲學予以了詮釋。我們知道，哲學從根本上來說是對世界的理解和解釋，而對“既往哲學”的理解和解釋又構成了新的“哲學”進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著站在現代性立場上對古代哲學予以總結、歸納、概括、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規律性的認知，站在本土性的立場上對西方哲學之于中國哲學的影響進行審視和揚棄，形成了一種當代中國的“理論”推進。全書體現了一種“中國”和“中國哲學”的意識，表達了當代哲學研究者的“哲學自覺”，即對于中國哲學的獨特性與普遍性都有著清醒的認識。所謂獨特性，是李著認識到了中國哲學的一些獨特特點，如書中歸納的“重人不重物”“偏重直覺體悟”“崇尚經世踐行”“遵奉生命生機”“追求中和圓融”等特點；所謂“普遍性”，即始終認為中國哲學是人類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著世界哲學的共同特質，與世界哲學具有“解釋”意義上的共通性，如書中所論述的近代以來中國哲學家們結合西方哲學對傳統中國哲學的全新理解，正是李著對于中國哲學普遍性的某種闡發。特別有意思的是，李著還提出了哲學意義上的“中西對唱”，這既是哲學普遍性的體現，也是在主張“中國哲學”應該參與到“世界性的百家爭鳴”，對人類文明作出新貢獻。當然，這也是當代“中國哲學”自信的表現，構成了“古今中西”問題的新延續。
該書雖然是多年來哲學論文的匯集，涉及論題眾多，但全書所體現的理論關懷和問題意識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現代性的背景下，如何在解釋中實現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論”創新，以及如何對傳統中國哲學實現“解釋”的創新，這是李著一以貫之的理論旨趣。在實現“理論的創新”和“解釋的創新”過程中，李著融入當代“中國哲學”建構的時代思潮中，展現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的“哲學自覺”和“哲學自信”。在這種“自覺”和“自信”的精神激蕩下，我們有理由相信，由于包括李承貴教授在內的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當代“中國哲學”的“解釋創新”和“理論創新”一定會為新的哲學史增添光彩。（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暨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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